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中，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深入、唯实、联系大局、敢于担当，具体体现就是“问数字”和“爱算账”。他到各地调查研究，常常直接深入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了解情况，通过倾听群众的呼声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参与作决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要首先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历来反对轻率地“拍脑袋”，凭想象作出决策，认为那种走马观花、流于表面的调研，是发现不了真正问题的，那样做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
1961年7月14日，为进一步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亲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对职工的生活关心得最多，也说得最多，问得最细。在哈尔滨时，他问油田负责同志：“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的生活费要用多少钱？”这位同志回答：“按过去一个月十三四元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三角二分，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手头很紧。”邓小平当即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的价格调拨。”李剑白表示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多交的款退回。接着邓小平又问：“职工冬装解决了没有？食堂办得如何？”听了汇报以后，他指示：“食堂要好好管理，不宜过大。”到了油田，看到工人们正在搞干打垒房子，他一一询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米？今年能盖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钱？”当他听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钱时表示，这样就可以多搞。
领导同志下基层调查和听取汇报时，经常会接触一些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情况。因此，如何了解到真实情况，极为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极为反对弄虚作假和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调研。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月，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区顺义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认为，农业减产的原因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的一些政策，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他充分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超额有奖，减产受罚）、“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的责任制，指出“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当他了解到不少农民不想吃食堂时，他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信中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
正。报告中明确提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3天后，毛泽东将此信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看起来他是在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局，算大账。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2月9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苏州同志谈，他们共解决了六个方面的问题。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
当听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2000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铁瑛一一回答。3月2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又来到深圳考察，听取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汇报工作。当听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时，邓小平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显然，他对这个递增的速度非常满意。
25日上午，邓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个渔民村。他到老支书吴伯森家做客时，一一询问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家家是万元户，自己家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走出渔民村口时，梁湘问：“像渔民村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邓小平说：“大约需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宣布，要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一预期目标，就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正好与他在渔民村调研时计算的结果相吻合。
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要敢于处理。调查只是前期的工作，真正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才是目的所在，尤其针对发现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敢字当头，而非掩耳盗铃。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国务院工作。
当时，全国钢铁生产情况很不乐观。1975年前4个月，全国钢铁生产陷入停滞，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等钢铁公司欠产严重。
通过深入调研，邓小平在1975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
他诙谐地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接着，他说：“要敢字当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
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情况和细算每笔账，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他在每次视察和调研时，都力求准确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报告和汇报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他非常清楚，别人的报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调查，同样，别人的意见也代替不了自己的亲手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事求是的作风往往就体现在摸清真实的情况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往往就体现在注重调查研究之中。